一位“80后”新民工的梦想与现实

“正如农村有股推力把农民推向城市一样，城市也有一股推力把农民工推回到农村。”在福建打工的熊光辉对记者说。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出生，和上一辈相比，他们多半是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之后就直接来到城市打工，有的甚至一直跟随进城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里长大，他们对城市的依恋程度明显增强，渴望在城市中拥有社会根基和保障的愿望也更趋强烈，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然而，现实与梦想之间总是有差距，在城市中摸爬滚打多年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熊光辉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故事。

记者近日在福州市社会劳动保险公司三楼服务大厅里遇到熊光辉，他填完一张“退保”申请单，拿到1000多元的退保金后，要到另一个城市碰运气。

熊光辉说，他来自贵州省平塘县通州镇，今年25岁。18岁还未念完高中就到深圳打工，20岁那年到广东东莞，再一路由汕头、厦门来到福州，当过食品推销员、服装打板师、广告业务员等。“我来城里不为赚钱，领到的工资也根本养活不了我自己，家里就我一根独苗，只要打电话说缺钱，家里就会立刻给我寄来。”

熊光辉说，在广东，只要企业不按时发工资，他就会炒老板的“鱿鱼”。在福州，单位为他缴纳了一年多的社会养老保险，当时觉得生活多了一层保障，对福州多了一些归属感。但当他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发现，他没法将养老保险账户转到另一个城市，只能选择获取账户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金额，顿时有些失落，原来自己仍未能成为城市的一分子。

熊光辉说，他很了解身边80年代出生的新民工，他们梦想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与父兄辈们的体验差异很大。有报道说，现在全国有1.2亿农民工，新民工超过了一半。尽管户口本上他们仍是农民，但多数人从未接触过农业生产劳动，甚至连自己家里有几块田都搞不清楚。他们看着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和玩电脑网络游戏长大，评价城里孩子的“自我”“物质化”“无责任感”这类标签，对他们同样适用。他们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但也正因农村户口，他们中极少人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多数人在城里“头顶无片瓦，脚底无寸土”，在城里无法安居，又不甘心回到农村，于是就选择在不同的城市间漫游。

熊光辉说，他的叔叔快50岁了，现在长三角的一个大城市里打工，像他叔叔这个年纪的人属于第一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业越来越困难，他们在城市生活既缺乏社会根基，又缺乏社会保障，在城市里难以维持生计，就只能选择返回农村。

农民工子女渴望享受公平教育

13岁的刘云峰来自四川省达州市管村区九岭乡千马村，两年前随父母来福州，现在就读于福州市鼓楼中心小学五年级二班。刘云峰学习成绩很好，期末考试门门功课是优秀，但刘云峰的父亲从日记中知道儿子的心事后，很担心。“他害怕读书差了，拖班级后腿，不受同学老师的欢迎；考试考好了，他又害怕在班上评不上先进，很丢脸。”

福州、厦门等地的公立学校近年来逐渐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当农民工子女步入这些学校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像刘云峰那样，在城里的学校念书“心事重重”。他们仍然不能像城里孩子一样公平地享受教育。

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黄炬辉说，福州市教育部门从2004年开始挖掘市区18所初中、12所小学的办学潜力，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入学方便，目前共接纳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七万多人，其中小学5.8万人，初中1.5万人。福州鼓楼中心小学有学生1500多人，其中农民工子女1080人，是福州市接纳农民工子女最多的公立学校。

厦门市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市在岛内统筹安排11所公立小学给农民工子女提供就学机会，截至2006年5月，厦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达六万余人，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24.8%，其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有两万多人，其余3.9万多人是在民办学校就读。

厦门大学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碧英教授说，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就学难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取消农民工子女借读费受益面窄，大部分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时仍要交一笔借读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工身份认定程序过于严格，即需要“三证”：农村户籍证明、在厦门的暂住证、合法务工证明(包括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保证明)。只要这“三证”齐全，由政府统筹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就免交义务教育阶段的借读费。但由于不少农民工在厦门打工期间，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或是无法提供社保缴交证明，这样，农民工的身份就无法认定，随其进城的孩子就读公办学校的借读费也就无法减免。

这一情况在厦门岛内更加突出。据统计，岛内集中了四万多农民工子女，而岛内公办教育资源原本就紧张，这就使得厦门市有关部门在执行对农民工身份的认定时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甄别措施。目前，在厦门岛内公办学校就读的两万多名外来农民工子女中，只有4700多人通过了“农民工子女”身份的认定。

农民工子女就学难还体现在找个合适的公办学校难。目前，厦门岛内统筹安排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公办学校只有11所，在岛内公办学校就读的4700多名农民工子女中，仅2000余人享受减免借读费的优惠。此外，学费成本高也造成了部分农民工子女就学难，厦门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小学每生每学期收取学杂费的标准是140元，但如果未经身份认定的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小学每学期需要多交450元左右的借读费，如果就读民办学校，学费就更高，一学期学费标准通常是600多元。

农民工子女就读城里的公立学校后，也难以像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位于福州市台江区的第38中是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立学校之一，该校长吴农告诉记者，农民工子女经常因父母工作的频繁变动而流动很大，尽管学校接纳的农民工子女不多，但是仍然担心这部分学生的流失会成为学校负担。这些学生来自农村，学习基础相对较差，在平时的综合科目测试中，综合成绩达到及格的不多。

“许多老师认为，是我们拉低了学校整体的教学质量，影响了学校在全市教学质量评比中的排名，因此一直都在排斥我们。”一位农民工子女告诉记者。

随着学校将接纳更多的农民工子女入学，师生比例因此将发生较大变化。吴农说：“学生多了，上级人事部门理应增加学校教师编制，但是现在有关部门规定学校教师编制数量时却不将农民工子女学生人数计入。学生多了，编制允许的教师数量却不见增加，这将加剧学校教师资源紧张的现状，教学负担加重的教师们也会增强排斥情绪。此外，外来学生户籍不在本地，过不了减免学费公示这一关，所以就不能享受‘两免一补’政策，学校只有眼巴巴地看着穷学生受穷。”

农民工素质提高难生活压力大

近年来，随着举家进城的农民工逐渐增多，加上城市物价上涨等因素，农民工在城里的生活开销日渐增大，农民工要求涨工资的愿望也在增强，然而农民工自发式的就业形态，又使得他们普遍缺乏培训，不能成为具备熟练专业技能的工人，农民工涨工资的愿望也因受限于自身素质而难以实现。

四川省达县57岁的林银来在福州的建筑工地上做了五年的泥水工，他告诉记者，平均每月有20天左右的活，一天报酬50元到80元不等，一个月1000多元。他现在单身在外打工，扣除各项日常开销，一年下来所剩无几。如果像他的老乡那样拖家带口出来，一个月辛苦赚得的1000多元根本无法过日子。

据福建省有关部门统计，福州、厦门两地农民工总数超过100万人，主要从事建筑行业和环卫、餐饮、保安等服务行业，多数农民工与妻子、兄弟姐妹等亲人一同进城，居住以租房为主，70%以上的农民工经济拮据，生活开销困难。

厦门大学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碧英教授说，从1990年至今，农民工的打工收益实际上一直在下降。据厦门市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数据，厦门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不包括奖金和津贴等仅月工资就达1881元，农民工人均全部的月收入却只有1076元，而这1076元还含有加班费等其他款项。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农民工和城镇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实际上可能相差近一倍。

一项在厦门对1190位农民工的抽样调查表明，农民工技能培训很缺乏。62.9%的农民工没有专业技术证书，有初级、中级和高级技术证书的农民工人数成递减趋势，分别占20.6%、13.5%和3%，多数人找工作时遇到了资质要求。农民工参加技能学习培训情况也不理想，多数人未经过正式学习培训。

吴碧英认为，目前，农民工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青壮年又是主力军，他们都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如果能参加有组织、有针对性的学习培训，其专业技能水平肯定能得到提高。多数人之所以未经过正式的学习培训，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没有接受培训的机会和条件。

一项在厦门市196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24.6%的企业在员工参加培训有效果时，才会给予待遇或者职位上的提升，而68.3%的企业则“要考虑企业和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定”。福州大学管理学院张炳光教授认为，企业雇主对农民工学习培训激励效应不强；农民工学习培训涉及到的还有费用问题，很多农民工收入不高，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张炳光认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接近1.5亿，其中80%以上是农民工。由于专业技能低下，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承受了种种磨难。专业技术是制约农民工向高报酬行业和岗位流动的最大障碍，低技术导致低收入，而低收入反过来又制约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此恶性循环，使农民工难以摆脱困境。

福建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人认为，农民工自身无法解决提高素质的问题，这需要政府和企业探索可行的途径和方式，加大对农民工培训投入，帮助他们提升谋生技能。（完）（责任编辑：周生斌）